时间：2021-12-24|浏览：288
元宇宙的话题近来非常之热，要对这个话题做足够深入的讨论，需要进入到关于人类秩序的一些深层探讨。现在网上对于元宇宙的讨论，太多就像是对冰山浮在水面上那十分之一的描述，但没有水面下的那十分之九——也就是内在于人类秩序的一些基本逻辑——这十分之一根本就浮不起来。本文尝试从那十分之九的水下部分谈起，最后再来谈那水面上的十分之一。
01观念与时代的错位；从人类秩序的角度来看，当今正处在一个剧烈变迁的时代。剧烈的变迁会让人们感到困惑、混沌、无所适从，因为这种时代充满不确定性。剧变时代带来不确定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变迁已经把人们不自觉地带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但人们却还是在以上一个时代的观念来看待问题。新的时代不服从上一个时代的逻辑，基于上一时代的观念所形成的预期，在现实中会屡屡落空，不确定性便浮现出来。
这种状况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开始航行于曾被视作幽溟的远海，到达此前未知的大陆，获得前所未有的财富。然而，西葡两国仍然是站在陆地的观念下来理解大海的。在陆地视角下，财富的根基在于土地，所以大航海的目的就是占领远方更多的陆地以获取财富；大海则是通达远方陆地时必须要克服的障碍，而不是把世界联通为一体的大道。所以，两国竭力去海外占领了大片的土地，也获取了大量财富；两国还联手推动教皇在1493年对地球进行划分，然而，海洋上有着与陆地上截然不同的秩序逻辑，西葡两国试图把陆地上的法律逻辑平移到海洋上，注定会失败。
后起者英国、荷兰到海上冒险的时候，最好的土地已经都被西葡占取了；基于西葡两国瓜分两个半球的法律，其他国家如果不经西葡两国允许就到海洋上去冒险，属于海盗行为，英荷等国进一步被挤压着海上的空间。两国被迫转换视角，不再是站在陆地上看海洋，而是转到海洋上看陆地。视角一旦转换，海洋就不再是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是联通全球的大道；财富不再是基于土地，而是基于通过海洋完成的贸易。所以，英荷等国不再以海外占有土地作为目标，而以占领咽喉航道的据点为手段，以称霸海洋为目标。这开启了一整套全新的战略逻辑，以及相适应的全新政治-经济逻辑，英荷等国终于逆风翻盘。率先开启了海洋时代的西葡两国因为观念的滞后，并未能真正地统治海洋。我们不应嘲笑两国的观念与时代相错位，因为早期的英国并不比它们高明，只不过是被西葡两国抢占了海洋先机，英国被迫另辟蹊径，结果反倒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观念与时代的错位带来了大量毫无意义的杀戮，并进一步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直到19世纪中后期，欧洲人的战争仍然有着贵族气质，讲求勇气与纪律，战争中对峙的双方，都会对于这种贵族气质有着足够的尊重与默契，相互也会留出足够的体面。19世纪欧洲大国间的最后一场战争是1871年的普法战争，普鲁士依凭新建成的发达铁路系统，完成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动员效率，摧枯拉朽一般击败了法国；这个战争过程已经与传统战争不一致了，但主导普鲁士的是老贵族俾斯麦，他依从其阶级本能，在战胜之后也给法国留出体面，虽然在物质上要求了割地和巨额赔款，但是并未从尊严上羞辱法国。
普法战争之后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化工业在西方如火如荼地展开，工人群体的规模前所未有地扩大，他们强烈地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欧洲各国陆续进入到大众民主的政治形态。重化工业重新定义了战争，从此之后，战场上最核心的不是勇气，而是你有多少挺马克沁机枪；大众民主重新定义了政治，贵族式的体面不再是政治中不言自明的默契，充满技巧的政治动员才是掌握权力的根本窍门。然而，欧洲人的观念并未足够地跟上时代的变迁，结果就是，在大众政治的狂热中，欧洲懵懵懂懂地走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洲各国的军官多半是贵族出身，他们仍然从贵族传统所理解的勇气与纪律出发来设定战术与战法，命令士兵排成整齐的队列无畏地向前推进。但是面对钢铁制造的马克沁机枪，贵族传统式的勇气与纪律变得不值一提，无畏推进的战士们被机枪火舌无情吞噬，高峰时期甚至每天死亡几十万人，战争当中看不到勇气与激情，只剩下毫无意义的杀戮。德国在坚持了四年之后，由于耗尽了资源而决定投降，此时德国国土上没有一个外国士兵，相反，它的大军都驻扎在外国领土上。德国因此而期待着投降后能获得体面的对待，就像1871年它对待法国那样。但是大众政治不再有老贵族的那种阶级本能，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会议上，他们要的不是给对手以尊严，而是狂热的报复，并要对对手在道德上做贬低、羞辱，以便免除自己在压榨对手时可能会有的心理负担。这样一种羞辱，激起德国更强烈的报复心理，终于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技术与失衡
观念与时代的错位，背后反映的是一系列失衡，失衡经常又是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人类的秩序就是一种均衡。人们在给定的资源约束下，找到一种自我组织起来的方式，并且人们对这种组织方式的正当性有着普遍性的认可，均衡的秩序就成立了。生产技术的进步，会带来大量新的物质财富，“给定的资源约束”变化了。新的物质财富不会是平均分配的，往往是过去的失败者才有机会抓住新的机会，因为他们本来也无可失去，不如索性在新机会中奋力一搏；过去的成功者则会对于既往成功的经验有着路径依赖，反倒无法及时抓住新的机会。物质财富分配与政治-社会关系的结构，不再有均衡，人们过往自我组织起来的方式就此会遭遇挑战。
知识生产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会带来对于正当秩序的新想象，以及带来这种想象的社会扩散。同样的一种秩序，在过去的观念想象下是可接受的，在新的观念想象下就不再可接受。在旧观念下，人们对于既有的秩序是满意的，没有改变它的动力；在新观念下，人们则可能会充满了改变的动力，随着新观念的传播，这种动力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历史进程。进一步来说，物质层面的失衡，精神层面的失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观念上的失衡。技术已经呼唤出了新的时代，但人们在观念上仍然停留在上一个时代，应对失衡的方案与策略可能就是南辕北辙，甚至引发更大的失衡，引爆更大的问题。
进步就是重建均衡从前面的逻辑上来说，所谓进步就是重建均衡，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又是观念上的升维。技术进步驱动着新的财富和知识的出现，但倘若这些新的东西还未获得精神自觉，没有从本质上梳理清楚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则此时还没有形成新的秩序，而仅仅是出现了新的要素，不过这些新要素通常是有着传统秩序难以想象的巨大成长性。此时也不是说传统秩序就不存在了，它通常会以某种形式成为人们突进到新的要素世界时所依凭的基础设施；但是传统秩序与新要素之间又可能有着各种激烈的冲突，也就是说，基础设施和上面的应用可能会有各种不匹配。如何能够安顿激烈冲突的传统秩序与新要素，并导向新的秩序呢？这就需要一种观念层面的升维。
面对西葡两国对于海洋所提出的主权要求，国际法之父、荷兰人格劳秀斯在1605年提出了“海洋自由论”，论证了海洋因为无法像陆地一样被实际占有，从而服从的是完全不同的秩序逻辑，海洋是自由的，服从自然法，而不服从哪个国家的主权法律。海洋秩序就此开始获得精神自觉，它不再是冒险家在上面搏命的充满偶然性的赌场，而是开始能够形成一种内含着法律确定性的扩展秩序。平行于陆地秩序的海洋秩序浮现，并以其超强的增长性，通过基于海洋的贸易逻辑，把传统的陆地秩序也整合进来，促动着后者的自我改造与演化。格劳秀斯通过观念升维，带来了海洋与现代世界的精神自觉，重塑了超越陆-海的秩序均衡。
面对着一战后在凡尔赛和会上屈从于民族主义狂热，疯狂压榨德国的战胜国群体，凯恩斯冷静地提出，如果向德国压榨巨额赔款，德国便只能靠大规模出口获取硬通货，来支付赔款，而德国的出口挤占的都是战胜国市场，德国赔款付清之日也就是战胜国灭顶之时；如果为了避免这个可怕后果，便不许德国出口，它就没有能力付出赔款，不给它付款的能力，却压榨巨额赔款，和约便成了对于德国的无尽羞辱，这种羞辱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带来下一次大战。为了避免和约带来的这个前景，必须要超越民族主义，找到一种超国家的制度方案，来把德国引导到一个更加可欲的战后秩序当中。凯恩斯设计的超国家方案，构成了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原型，也构成了马歇尔计划的原型。可惜在一战后的民族主义狂潮中，没有人理会凯恩斯，终于导致了二战。二战行将结束之际，人们想起凯恩斯在20年前曾经给过一整套方案，于是终于肯把这套方案付诸实施，构建了二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础。
互联网与人类秩序
观察历史是为了理解当下。当下的世界又处在巨大的不均衡当中，我们需要看清是什么技术在造成这种不均衡，未来又需要如何升维。促成这种不均衡的技术就是广义的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并不仅仅是个技术，它更是对人类秩序之演化逻辑的一个技术模拟。在人类秩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路径，一种是自下而上分布式生成的自生秩序，还有一种是自上而下集中式生成的建构秩序，但任何一个建构秩序都要在与其他多个建构秩序彼此之间不断的博弈、磨合的过程中展开，磨合出来的结果仍然是一个自生秩序，建构秩序只不过是这更大的自生秩序内部的参与者之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分布式决策、分布式运动的过程，通过各种各样的分享、互联、重组等等，聚合为世界秩序。互联网刚好就是对人类秩序这种演化逻辑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技术模拟。
更进一步，因为互联网在重新构造人类相互之间的连接方式，也就是在重新构造“给定的资源约束下，人类自我组织起来的方式”；同时，互联网上有大量的新观念，观念的传播速度也是前所未有地快，人们对于正当秩序的想象模型也就在不断地迭代演化，新的想象模型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飞快传播。这些都使得，互联网技术让人类秩序的演化节奏大幅加快。
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开始大规模兴起，到现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这毫无疑问会带来大量不均衡，同时，我们的观念更是会大幅落后于这个时代。所以迄今为止的互联网世界仍然处在秩序的混沌期，混沌期的意思是说，互联网世界还未获得精神自觉，从而仍不构成新秩序，而仅仅是一些仍然内含着各种偶然性的新要素而已；如果不能找到新要素与传统秩序之间的恰当关系，则新要素的成功便无法获得法律确定性，传统秩序也会在与新要素的各种冲突中，遭遇到各种伤害。直到我们能够足够地升维，从更高视角来同时俯瞰新要素与传统秩序，找到统合两者的逻辑，新的秩序才真地浮现出来。
具体该如何升维，目前还说不清楚，人们也还是在混沌中进行着各种摸索。但如何在混沌中摸索，也有其方法论。首先就是要对混沌的对象进行分类，从中找出新秩序的潜在可能性。（广义的）互联网构造着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世界，但这个数字世界内在是分层次的。这里所谓的层次不是高低之分，而是以其与传统世界的距离远近来划分。
1、近几年来我们不断可以听到一句话，“所有的行业都值得重做一遍，以互联网的方式。”数字经济再怎么发达，仍然需要线下的各种实现，这些线下实现必须依托于传统产业，所以传统产业是不可能消亡的，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做法。传统产业在今天必须以互联网（这里说的是广义互联网、包括物联网在内）的方式重构自身，否则将难以获得行业本身的生产效率，也难以获得进入市场的渠道，不能参与进来的企业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与传统世界有着最紧密关联的数字领域，物联网，以及各种设备生产商、运营商等等，都是数字世界与传统世界的接口性存在。这是数字世界的第一层次，这个层次的运转都是基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依托于特定的物理空间，从而也就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主权国家在这个层次上有着相当的主导性。
2、第二层次的数字世界则进入到了虚拟经济，但这是一种非分布式的数字世界。过去的十几年中，谷歌、脸书、亚马逊、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等一系列的数字巨头，营造出了一个庞大无比的数字世界，虚拟经济所制造的财富规模及其增值速度，在传统世界完全是无法想象的，令人目瞪口呆。这些数字巨头在其所推动的内容生产上，毫无疑问是分布式的，全世界无数的网民都在参与内容和数据生产；但网民都是在数字巨头提供的平台上活动的，数字平台本身的管理则是集中式的。说得极端一点，这些数字巨头是可以拔网线的，脸书在2020年就曾经对澳大利亚政府拔过网线。所以，第二层次的数字世界由数字巨头主导。
区块链世界